关于博古、李德
领导党和红军失误
——共产国际委员会报告
作者｜毛泽民
译者｜马贵凡
在这部《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21-1949）》中，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共产党从初创到成熟的重要历史时刻。书中收录了众多亲历者的口述回忆，生动描绘了那些波澜壮阔的年代，以及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无数英勇斗士的奋斗足迹。
【编者按】
李德于1939年重返苏联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依循中共对其提出的指控，对他展开了审查程序。同年8月26日，中共代表毛泽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有关李德的书面报告。紧接着，在9月22日，李德本人亦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自查（相关内容将在我刊后续发布）。这两份关键文件现妥善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本译文最初收录于《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86期。
一
他们（博古与李德）之所以犯下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初入苏区时，并未对红军在长期战斗中遭遇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反而在处理问题时过分依赖主观臆断。他们错误地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缺乏坚实的支撑，既缺少足够的军事和技术人才，又未得到外部在物资和财政方面的有效支援。
他们未曾洞悉，红军在极端严酷的斗争境遇中，为求生存而顽强拼搏。他们既无物资，亦无财政支援，唯有持续作战，这使得他们根本无暇培训干部。此外，红军面对的敌人数量远超自身，然而在这些激战中，他们总能化险为夷。以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为例，红军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其中枪支就超过8000支。然而，尽管红军获得了大量武器，有时却因携带困难而不得不放弃。更有甚者，地方武装曾从国民党银行中缴获大量中国钞票，但地方领导却不知如何处置。他们看到钞票上印有国民党党徽，竟将其付之一炬，这一幕实乃令人啼笑皆非。
在土地革命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工人与农民怀揣着对自我解放的炽烈信念，英勇斗争。那时，他们对资产阶级所向往的现代生活，尚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加之我们的朱德红军战士采购了白菜，随即邀请朱德同志共同下厨，自是，朱德同志亦与众人共餐。朱德同志向来不喜拘泥于传统指挥官与下属之间那种僵化的等级界限。
此外，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没有博古和李德同志们具备着深厚的政治修养，然而，他们未曾步入过李德所历经的军校门槛，未曾深入研读博古和李德所熟稔的德文与俄文版马列著作。尤其是朱德与毛泽东，他们未曾执掌过类似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那样高度现代化的战场指挥权。在很有学问的博古和李德同志的眼里，朱德和毛泽东好像是“农村傻瓜”
朱德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并肩作战。在大革命遭遇挫折之后，他们依靠自身力量和资金，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创建了苏区和红军。显而易见，红军的实力与敌人相比略显不足，却依然要面对来自坚不可摧的大城市国民党军队的挑战。为了维持自身的力量，红军不得不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从1927年年底至1931年，国民党军队曾三次对苏区发动所谓的“围剿”，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主观与客观、正面与负面因素，李德与博古并未深入展开客观与主观的剖析，亦缺乏对此展开研究的意向。在此期间，党内正积极开展与立三路线的斗争，致力于纠正左右倾的错误倾向，并对干部进行教育。然而，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李德与博古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
李德与博古对正面与负面的各种事实一概不予承认。他们持续不断地依据个人之见强调，毛泽东凭借游击战术引领苏维埃运动，而朱德和毛泽东均被视为“游击主义”的杰出领导者。博古与李德对朱德及毛泽东的工作提出质疑，指出他们所倡导的“游击战术”存在不足。。
这是错误之源。
二
因为博古和李德不想深入研究红军所处的环境，所以只看到了红军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并在客观上否定红军在艰苦斗争中取得的所有成绩。尽管毛泽东同志本人反对“游击主义”，反对让自己的军队去冒险、不为自己建立后方的“李立三主义”，尽管那个时候游击战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基本方式，尽管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游击战的战略家，这一点甚至全世界都承认，但是博古和李德指责毛泽东同志搞“游击主义”，并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工作，因为 博古同志所领导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认为，毛泽东同志不宜再继续执掌红军的领导权。。
三
攻打抚州和赣州在这场激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一场声名显赫的起义在宁都的国民党军队中应运而生。在这场起义中，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赵博生和董振堂在同志们的英明领导下，该部毅然发动起义，反抗了司令部的压迫，全体将士转而加入了红军的行列。红军因此意外地扩充了兵力，新增近万人。这支部队，原本隶属于国民党，之后被整编为红五军团。
随着红军实力的不断增长及其影响力逐步增强，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提出了占领抚河流域、将闽浙赣各苏区连接成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并在抚州设立苏区核心的建议。此提议一出，即刻引发了部分同志的质疑和不同意见，其中包括——项英同志们，他们建议攻取赣州与吉安，旨在将江西苏区与湖南苏区串联起来。然而，毛泽东同志对此持有异议，他指出，赣州与吉安的地形条件并不适宜部署兵力有限的红军，同时装备也存在明显不足的问题。
最终，党做出了攻取赣州的战略决断。鉴于毛泽东同志正全身心投入新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事务，无法亲自指挥对赣州的攻占。遗憾的是，此次赣州战役以我方遭受重大挫败而告终。这一结果不仅加剧了红军所面临的困境，反而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的势力。
赣州战役的失利加剧了粮食短缺的困境。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党必须全力争取恢复对粮食资源的掌控。龙溪和漳州党中央批准了此次行动，但仅允许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军团及五军团的部分力量加入。尽管面临种种限制，战役仍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我们顺利攻占了漳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共缴获价值高达105万元人民币的财物、大量军用物资，甚至还包括一架飞机。战果丰硕，涵盖各类机器、图书、仪器、印刷设备以及纸张等。这无疑标志着红军取得了一次辉煌的重大胜利。
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同志并未将此战果视为红军的胜利，反而将其视为毛泽东同志所执行的“冒险主义”策略，视其为毛泽东同志试图攻占大城市的尝试。李德同志持续对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提出质疑。
在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提出将红军北渡至福建，以期与福建苏区实现战略对接。他力主在抚河流域构建一个宏伟的苏区，以此加固中央苏区的根基。待时机成熟，再图攻取位于江西省、抚河之畔的抚州，进而对南昌形成战略威胁。此战略意图在于切断驻扎吉安之蒋介石军队与南昌驻军之间的联络。然而，中央并未接受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规划。
在经历与粤军的太守岭之战失利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军政职位被撤销，但他依然坚守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岗位上。这一事件标志着李德、博古等人对毛泽东在红军领导层中的反对意见，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四
李德，自称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央总书记博古的英明领导下，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即免去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此举措随即引发了对那些曾与毛泽东同志携手共创红军、历尽风雨的老一辈干部的激烈斗争。中共中央推行了一种被称作“短促突击”的战术，用以替换此前所采用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策略。
在实行“短促突击在战略部署的层面上，红军面临的是人数上的劣势、装备的简陋，以及由于长期作战所带来的身心俱疲。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他们不得不与装备精良、并有外籍顾问团支援的国民党军队正面抗衡。国民党军队在高虎脑和广昌在激烈的战斗中，红军虽告捷，实则付出了沉重的牺牲。在这场战役中，众多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干部英勇牺牲，令人扼腕叹息。伤亡人数高达万人，其中不乏众多杰出的军事英才，损失之重令人痛心。尽管红军在短短三个月内补充了6.2万名新生力量，但高虎脑与广昌之战的损失如此惨重，实在难以承受。这一事实再次揭示了“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性，它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五
李德扮作共产国际代表到苏区。在党的行列中，每一位党员、每一位苏维埃工作人员、每一位红军战士及指挥官，都对李德同志怀有由衷的敬意。这种敬意源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这一事实。鉴于共产国际派遣了代表亲自领导我党，我们自然应当对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给予至高无上的敬意。
但是，李德全党尊他后，他始博古在同志们的鼎力相助下，他全力以赴，将所有权力牢牢把握在手。对于党和红军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征得其首肯，方可付诸实施。若有任何事务未经其同意，或未按其意愿执行，他便会毫不留情地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的批评，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难逃其责。
即便身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司令，他在担任红军学院院长期间，其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亦无人能撼动。朱德各位同志请注意，你们均无权召集学院学员会议，亦不可与该学院特定工作人员进行个别沟通。徐梦秋未经院长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召集学员会议。同时，除非得到他本人的明确许可，所有军事与行政事务亦不得执行。
李德同志思路多变。朝令夕改面对困境，他的下属们显得尤为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李德同志频发与现实相悖、与前令相左的命令，却对这些命令缄口不言，令下属们陷入困惑。无人敢向他请示，以求得口头上的说明。一旦有人敢于提出疑问，必将遭遇他的严厉斥责。若你照他的自相矛盾之令行事，而他后来发现错误，那你必然要承受他的严惩。
李德对无辜战友的惩处案例频现。曾任学院政治部主任的徐梦秋同志，在追忆李德同志的无端责难时，心中不禁涌起阵阵痛楚。李德的专断态度导致众多有利的作战良机付诸流水，换言之，地方指挥官若未获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准——即李德的许可——便无法在对抗敌军时主动出击。一个原本实力雄厚的红军军团，按照李德制定的战术，整年驻守在同一地域，防守敌军构筑的碉堡防线。即便在有利且可发起攻势的时机，该军团也未能采取进攻行动。
例如，红军一林彪和聂荣臻在同志们的领导下，我军驻防于闽西水口。军团司令部曾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欲组织一场旨在彻底消灭敌旅的战役，遗憾的是，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批准。尽管如此，军团司令部依然坚定地发起行动，成功歼灭了敌旅的一部分，并运用所获战利品加强了自身的实力。在战果斐然之际，林彪与聂荣臻同志在向中央发出的电文中写道：“过去一年，我军在西部恶劣的环境中拼尽全力，却始终未能缴获战利品以增强军力。面对愈发严峻的困境，队伍中弥漫着不满情绪。尽管此次与敌交战并未得到上级的许可，但我们依然取得了胜利，一举歼灭了敌旅，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有效补充了军需物资。这一切，实乃形势所迫。”
由此观之，众多部队指挥官往往身处困境与苦境之中，往往难以对这些条件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鉴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与恪守，高级军事干部在李德等人的独裁行为面前，不得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情绪。这正是红军在敌人发动的最后一次“围剿”中遭遇挫败的诸多因素之一。直至今天，我们才深刻认识到，李德同志虽自诩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却给我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然，这并非共产国际的过错，而是我们自身在警惕性上的不足所致。
六
在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第六次“围剿”过程中，诸多事件中，“福建事变”对我方而言，实则利大于弊。尽管我们在表面上与福建政府展开了合作关系，但实际上，尤其是在军事战略层面，我们采取的策略与福建政府大相径庭。我们的目标是遏制福建人民政府及其人民革命军的势力。蒋介石我们调动了江西和福建两省的众多原本用于围剿红军的军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抓住时机，未能将一军团与五军团从闽北调遣至前线，本拟趁蒋介石军队变动之机，通过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一举消灭敌军，以支援福建人民政府。反而，我们将三军团从福建的延平转移至江西，旨在攻占赣州与吉安，进而对南昌构成威胁。结果，蒋介石的大军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福建，迅速击败了福建人民革命军，为红军第六次“围剿”的顺利执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德的这一反动军事策略，竟然赢得了博古同志等人的支持。此举无疑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若以今日之视角回顾，这恐怕并非简单的偶然失误。
七
博古与李德所实施的错误反动政策和决策，使得红军未能充分利用“福建事变”的良机，对蒋介石发起的第六次“围剿”实施有力反击。相反，他们的政策反而为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封锁提供了助力。为了保留有限的战斗力，红军不得不踏上一条充满挑战的长征之路。
博古和李德的这种政策是反对所谓的“游击主义”（而实际上是反对游击战的战术和战略）的结果和贯彻执行“短促突击”战术的结果。这种政策致使红军未能反击敌人的第六次“围剿”和守住巩固的、在几年间建立起来的苏区。这种政策迫使红军离开两百万老百姓，其中包括忠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员。这两百万老百姓在红军走后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苏区老百姓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取得的所有优待和成果都被地主、绅士和反动派夺回。另外，红军本身也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消耗和人员减少。
再说，红军长征这一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竟未曾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探讨，其决策权长期由博古、李德等少数领导人所独揽。以军事机密之名，核心的军事行动措施与策划并未在政治局内部展开讨论，反而由少数人擅自作出决策。即便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亦未能参与其中。毛泽东同志、政治局委员洛甫（即张闻天）同志们对远征的详情一无所知。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与主要干部，对远征的实情亦同样茫然。直至远征前的三天，中央委员与积极分子才被召集开会，会议中才偶然提到了中央转移的迫切性。会上虽强调了必须暂停既有的工作，但对于后续的具体行动，却并未提供详尽的指导。不知转移何处。
师长与师政委对远征的宗旨与任务讳莫如深，以军事机密为由，对此缄口不言。在此同时，他们悄然组建了一支所谓的后勤部队，其规模约为两万人。该部队下辖十五个运输分队，总人数达到五六千人。这些运输分队担负着搬运笨重物资的重任，包括各式机器和印刷设备等。携带这些物资对红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严重制约了红军的行动灵活性。
一、三、五、八、九军团承担着守护这些战略物资的使命，因而他们不得不将重心放在防守而非投身于运动战或常规作战。这些军团并未选择在行进途中主动歼灭敌人，却不幸遭遇敌军的猛烈进攻和连续袭击。特别是湖南和贵州该地拥有彻底歼灭敌军的绝佳条件，但李德与博古却以保护物资为借口，下令红军不得与敌军交火。
由于采纳了这一错误的政策，负责运送物资与保卫运输的人员数量持续锐减。二十二师的勇士们，本应专注于物资运输任务，却最终惨遭敌人覆灭。简而言之，他们付出了代价。红军在撤离中央苏区时，兵力达到八万之众，然而抵达遵义之际，兵力仅剩原先的五分之二。在物资运输过程中，军队的损失高达九成。原定参与物资运输支援的补充师，亦被敌人彻底消灭。机器、印刷设备等关键物资在运输途中屡屡遗失，最终未能送达遵义。
这恰是李德所采纳的反革命战略所招致的后果。其造成的效应，显而易见。红军的军政干部和毛泽东、洛甫等同志，须开始。博古和李德在激烈对抗领导层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召开了历史性的遵义会议。会议中，我们揭露了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在领导红军工作中的主要失误。此后，李德和博古同志被剥夺了党内及红军中的领导职位，由洛甫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接任。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挽救了红军，更挽救了党，避免了其走向彻底的覆灭和陷入危机的深渊。
在确立正确领导的新时代背景下，红军英勇地战胜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同时党也成功击败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彻底摒弃张国焘的错误之后，红军主力随即承担起抗日救国的神圣使命，历经艰苦卓绝的西征之后，毅然北上。一、三军团以及中央干部队伍胜利抵达陕北。从此，着手组建了今日的八路军，这支英勇部队在全球抗日战争中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八
党内声名显赫的宗派主义倾向，进一步助长了这一弊端蔓延之势。在这股宗派主义潮流中，最为突出的领导人无疑是罗迈（他是湖南人，即李维汉）。当时，他身为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博古的得力辅佐。与此同时，罗迈对于李立三路线，表现得尤为忠诚和坚定。在革命浪潮席卷的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之职。彼时，他采取了极端的机会主义与取消主义立场。对于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罗迈理应承担不可逃避的责任。而在中央苏区，罗迈逐渐展现出宗派主义的领导倾向，其背后的原因……他与博古、李德兴趣相近。在激昂的反“罗明路线”口号回响耳际，那些秉持宗派主义立场的组织路线，实际上剥夺了党内所有民主权利。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党的基层工作人员甚至被明令禁止就党的上级机关提出任何个人观点。
另有一例，在中央苏区，便上演了一幕针对四位同志的抵制风波。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党的斗争波澜在他们身上泛起层层涟漪。尽管这些同志尚有不足，但在党的基层和地方工作中，他们无疑是党的坚强柱石，是党最珍贵的财富。他们不仅是县委书记，更是省委的骨干。身处斗争的最前沿，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指挥游击战，并向邻近县提供支援，他们的工作条件远甚于中央苏区。昔日，当敌军大举进攻他们的县城，红军主力相距遥远，他们只得动员当地农民，凭借自己的力量展开游击战，抵御敌人的攻势。在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战斗中，他们所率领的游击队也难免遭遇波折。为了更高效地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这些同志有时不得不向中央提出建议，恳请中央调整某些计划和战略措施，以期在战斗中占据优势。然而，但……罗迈等宗派主义领导人他们无视客观现实，顽固坚持己见，对同志们的各项提议一概予以驳回。一旦这些同志因执行错误指令而受阻，宗派主义的头目便会指责他们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诬称他们走上了“罗明路线”，甚至更甚，指责他们违背组织纪律，从事派别活动等。
党的干部普遍对表达个人意见持谨慎态度，毕竟这些同仁过往因勇于提出意见而遭遇过非议，甚至被误解为参与派别活动。邓毛泽覃谢唯俊同志们不幸遭遇了党职的剥夺，其中一部分人受到了常规的惩戒，而另一些人则不幸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处分。古柏同志们因被冠以“机会主义”的罪名，遭受了党籍的剥夺。在此期间，邓小平同志接任了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重任，而毛泽覃和古柏两位同志则坚守在中央苏区，继续投身于革命工作。
红军走后，毛泽覃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事的过程中，1935年不幸落入国民党军阀之手。其为毛弟遭枪决正是如此，毛泽覃同志英勇无畏，为党的伟大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古柏同志失踪。谢唯俊同志自红军抵达陕北，肩负边区特委书记的重任，却不幸遭遇土匪的残酷杀害。由此可见，他同样站在战斗的最前线，为党的崇高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瞧去，那些秉持宗派立场者正对何人发起抨击。更有甚者，罗迈所鼓吹的宗派主义，更是将矛头直指毛泽东同志，对他提出了有关推行游击战术的指责。
每一位干部与战士，都心知肚明李德所主张的“短促突击”战术存在弊端，然而，坚持正确战略方针的毛泽东同志却无辜遭受了不公的指责。众多战士与指挥员热切期盼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战略指引下开展作战，他们深知，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击退敌人的围攻，扭转战局。然而，那所谓的宗派主义——正如前文所述——阻碍了基层干部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更不允许任何人对在马列主义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博古同志，或是自诩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同志提出质疑。基层干部忧虑，如此行为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错误，甚至可能使他们的火力转向共产国际与党的阵营。
博古、李德、罗迈有些人竟以党员的高尚觉悟为幌子，从事着对革命事业有害的活动。他们不仅干扰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还阻挠了红军在第六次“围剿”中成功抵御敌人的进攻。正是这种宗派主义的泛滥，助长了李德的专断独裁作风。这无疑是革命遭受损失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罗迈宗派主义领导层所犯下的重大错误。
一句话，对李德、博古和罗迈所涉及问题的研究，必须透彻而详尽。。
九
我所指涉的资料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片段。这些资料仅能揭示他们罪行的一小部分。至于他们罪行的完整面貌，还有大量关键证据有待挖掘，而我对这些证据却一无所知。
遵义会议这样的关键决策，我却因罗迈宗派主义的偏见而一无所知。正当遵义会议召开之际，我遭受了罗迈的免职，失去了15队政治委员的职位。那时，他并未将我视为积极分子或合格干部。正因如此，罗迈剥夺了我参与这次会议的资格。
我抗议后，罗迈更生气。他在长征中夺走了我的马报复。在长征途中，他试图让我疲惫至极，于是我不禁向施平寻求援助。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当时他们委派我负责总务工作。恰巧那时我身患疟疾，鉴于我的健康状况堪忧，他们便将马匹归还于我，这才使我得以侥幸逃脱险境。
遵义会议决议未公开。毛泽东同志从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产生任何非议，即便我是他的亲弟弟，他也从未向我出示过党的诸多核心文件，更未曾向我透露过党内那些激烈的斗争情况。我仅知上述情况。
作为一名有着1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深知自己有责任将这一情况上报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保障中国共产党不受这些蛀虫的侵蚀。
此刻，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郑重承诺，我愿意无保留地接受并履行其赋予的一切职责，全心全意致力于加强和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确保中国革命始终沿着正确且胜利的道路稳步前行。
周求安（毛泽民）
张（绥山，曾秀夫）
【作者简介】
毛泽民，1896年生于湖南湘潭，系毛泽东的二弟。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并致力于筹办工人消费合作社，担任经理一职。1925年，他返回湘潭投身农民运动，并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此后，他转至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的经理及印刷所的负责人。在“四一二”事件之后，毛泽民被派往武汉，担任《民国日报》的总经理。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他移至上海，主持秘密印刷厂的工作。1931年，毛泽民进入中央苏区，历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在长征期间，他担任先遣工作团副团长，兼管没收征集处，并任总供给部副部长。抵达陕北后，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工农民主政府经济部部长。1938年2月起，他先后担任新疆财政厅厅长、兼商业银行理事长以及民政厅长。1942年9月，军阀盛世才将其软禁。次年2月，他不幸被捕。同年9月27日，他遭遇了秘密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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